内容摘要
>> 财政政策要更可持续
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我们认为,2021年进入后疫情时代,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回归常态的节奏与经济恢复的节奏将保持一致,当经济修复至疫情前水平,财政工具的力度很可能适当回调,广义赤字下降。
>> 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会议对货币政策的措辞要点有:1、“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意味着2020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主基调将延续至2021年,结构性货币政策最后退出有助于减少信用系统性收缩的风险。2、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来看,金融稳定可能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即货币政策基调转向稳健中性,出现边际收紧,但收紧的过程将是渐进的。3、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意味着M2和社融两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2021年将经历压降的过程。预计2021年一季度央行将开启紧信用,2021年M2增速回落至9.5%-10%左右,社融增速回落至10.9%左右,与名义GDP增速10.7%的预测值基本匹配。
>>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供给创造需求
会议要求,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我们认为,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还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改革这条主线,需求侧管理将围绕供给侧改革展开。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供给创造需求,一方面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另一方面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 突出八项重点任务
会议共提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
(1)科技创新要服务国家战略。科技战略力量位列八大重点工作之首,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重组国家实验室;二是推进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建设国际和区域科创中心;三是以揭榜挂帅的方式完善激励机制;四是重点推进基础研究;五是产业方向将重点围绕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的“四个面向”开展。
(2)产业自主可控是重要预期差。会议强调,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我们认为,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方面都将是发展重点,未来有望针对以上方面实施较强的产业政策倾斜。
(3)不依靠债务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推进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将是未来的工作重点;传统基建将更加注重民生领域补短板;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也是重要方向。
(4)改革开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一是进一步营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是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四是积极考虑加入CPTPP。
(5)粮食安全重在解决种子和耕地。提高种源技术自主可控能力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牢守耕地红线,提升粮食生产效率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6)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是国际上的总体趋势,尤其对于互联网平台。会议强调“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7)大城市住房问题是民生问题。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一方面坚持房住不炒,另一方面落实保障性租赁住房、长租房政策,丰富住房供给。
(8)环保重点关注碳排放。环保工作的后续目标主要落实在碳排方面,主要通过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实现。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应用低于预期;中美摩擦超预期变化
正 文
财政政策要更可持续
财政强调可持续,广义赤字将下降。百年未有之大疫情背景下,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赤字率、特别国债、专项债、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政工具发挥重要作用,保障了六保、六稳目标的实现,带动经济修复,我国料将成为2020年唯一正增长经济体。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我们认为,2021年进入后疫情时代,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回归常态的节奏与经济恢复的节奏将保持一致,当经济修复至疫情前水平,财政工具的力度很可能适当回调,广义赤字下降。
赤字率大概率回到3%红线内。从可持续性和防风险角度看,赤字率3%是重要的财政红线,2021年政策回归常态,赤字率回调至3%确定性高,对应2021年赤字规模为335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的规模为19万亿左右(预算收入目标:2021年同比5%,2020年同比-5.3%)和25万亿以上(预算支出目标:2021年同比2%,2020年同比3.8%)。
减税降费规模适当回调。预计新增减税降费规模也会下降,十三五期间减税降费规模逐年提升,2016年至2019年分别为5700亿、1万亿、1.3万亿、2.36万亿,2020年应对疫情实施大范围阶段性减税降费,加上翘尾因素规模达2.5万亿元;1-10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22301.61亿元,其中新增减税7461.12亿元,新增降费14840.49亿元。2020年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导致2021年没有翘尾因素支撑,结合十三五规划时期经验,仅从新增减税降费角度来看,我们预计2021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1万亿元左右。
2021年财政支出将保持适度强度。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分化,为应对疫情并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前期财政资金更多集中于卫生健康和社保就业方面,1-11月支出已落实90%以上,教育、科技、文体传媒、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在12月仍需投入16.68%、28.76%、22.51%、36.73%、34.45%、17.74%和10.85%的预算资金比例,支出进度较慢。2021年,我们认为,各项政策退出可能导致出现一定的风险释放特征,政策正常化需要把握“不急转弯”的思路。因此,2021年财政支出结构可能保持适度强度,社保就业领域支出仍强,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科技、教育、环保、预算内基建等2020年支出较慢的领域,可能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1年)支出加速。
广义赤字将下降。考虑全年地方债券发行规模相对平稳、专项债到期续作规模增加、一般债补充地方赤字规模相对刚性,我们预计新增专项债规模为26000亿,叠加赤字规模33500亿元,2021年我们预计广义赤字及赤字率将环比下降。
土地财政依赖仍存。2020年地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预算目标在-3%左右,但1-11月累计同比已经达到12.9%。在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性融资规模较高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依旧高增,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进入2021年,考虑广义赤字下降体现出政府债务性现金流入的减少,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仍会相对较高,预计卖地收入仍将成为重要的地方财政资金来源。我们预计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为2%,而支出受2020年高基数影响预计支出规模调减到11.6万亿左右,同比增长为-8%。
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2020年10月31日,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指出六大发展战略问题: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城市化战略;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在扩大内需战略方面,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重要基础。我们认为,通过财政工具调节收入分配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促进作用。在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方面,“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国民经济要正常运转,必须增强防灾备灾意识”。同时,财政可向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防灾备灾体系的短板倾斜。在完善城市化战略方面,在城市旧城和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停车场建设,托幼、养老、家政、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都有巨大需求和发展空间。
此外财政可向老旧小区改造等市场较难发挥作用的领域发力。在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方面,财政可向基础研究发力,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做强优势领域,完善高校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补上冷门短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财政应向保障生态安全、改善城乡公共卫生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倾斜。
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会议再度提及化解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题值得关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央政府对潜在债务风险保持高度关注,但后续推进化解并非一蹴而就,我们提示关注未来财政出台关于隐形债务化解方式的细则文件。
2021年财政回归常态,关注政策退出对经济指标的扰动。2020年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对增长、就业、企业资产负债表等方面产生了较强的支撑作用,随着2021年财政回归常态,政策退出可能对部分经济指标产生扰动。广义赤字下降,基建到位资金规模回落导致2021年基建增速可能适当承压;2020年大规模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带动企业盈利快速修复并转正,2021年减税降费等降成本政策的力度下降将对企业盈利产生一定扰动,企业盈利的修复有限也将影响相关制造业投资的积极力度。2020年财政支出重点保障卫生健康和社保就业支出,预计2021年仍会保持一定力度的社保就业支出托底就业,科技、教育、环保等其他领域适当加速。
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会议对货币政策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
首先,“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意味着2020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主基调将延续至2021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最后退出。2020年疫情后,央行通过全面宽松+结构调控并举的方式迅速维稳经济,不仅总量适度,且精准施力,其在退出的过程中,将是先收缩基础货币,再压货币乘数,最后才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退出。央行当前仍强调落实和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强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结构性货币政策定向支持、最后退出,能够切实减少信用系统性收缩的风险。预计2021年一季度央行将开启紧信用,但结构性政策如MPA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比重的考核仍将持续。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意味着M2和社融两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2021年将经历压降的过程。我们预计2021年名义GDP增速约为10.7%,在央行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可能切换至金融稳定而收紧的情况下,预计2021年M2增速回落至9.5%-10%左右,社融增速回落至10.9%左右,与名义GDP增速是基本匹配的。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措辞与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表述一致,预计后续稳定宏观杠杆率将逐渐成为政策重点,金融稳定可能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即货币政策基调转向稳健中性,出现边际收紧。我们通过社融增速预测值初步估算2020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水平大概率突破280%(BIS口径),全年上行幅度超20个百分点。未来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仅可能出自对金融稳定问题的考量,2021年一季度开始紧信用概率较大。
会议同时强调“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这意味着虽然金融稳定问题更加突出,但也不能因防范金融风险而产生过度的经济下行压力,由此我们预计货币政策收紧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会议强调“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受疫情冲击影响,银行计提拨备压力上升、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增加信贷投放,同时也面临非标回表压力,我们认为银行资本金将长期面临一定的压力,未来可能不会继续明显压降银行利润。
最后,我们认为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是打击逃废债的重要保障,有助于缓解信用违约风险,但金融市场对违约事件往往是非线性的反应,仅强调完善债市法制并不一定能根本解决信用收缩的问题,还需配合其他托底政策,防范系统性信用收缩风险。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供给创造需求
会议要求,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结合刘鹤副总理11月25日发表的文章,我们认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在供给侧,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还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改革这条主线,需求侧管理将围绕供给侧改革展开。
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供给创造需求,具体表现有两点:一是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解决部分企业因遭受外部不公平制裁造成的供给短缺对需求的压制问题;二是通过加大科技创力度并发展新型消费,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突出八项重点任务
> 科技创新要服务国家战略
科技战略力量位列八大重点工作之首,与十四五规划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重要精神相呼应。我们认为科技工作的重心将围绕以下五大要点开展:
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时曾指出:“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我们认为本项工作的落脚点可能在于重组国家实验室,以国家为重心推进基础科技研究。李克强总理曾于2020年5月提出“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攻关揭榜挂帅,发展社会研发机构,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根据《2016国家重点实验室年度报告》,我国当前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54个,覆盖8个学科领域,主要分布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其中教育部131个,占51.6%;中国科学院78个,占30.7%;其他部门和地方45个,占17.7%。未来的重组可能通过两大方向开展。一方面是结合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调整学科覆盖中心,加强诸如信息科学、医学科学、材料科学等重要领域的研究比重。另一方面是结合会议精神“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可能引入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发工作。
二是推进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创中心并吸引企业入驻,发挥地方的产业特色优势。在此过程中,要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企业研究成果,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引导资源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保护创新,激励创新。
三是完善激励机制,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对产出重要研究成果的自然人和企业主体进行激励;对企业研发过程中的相关支出,通过税收倍增抵免、重点行业创新研究补助、研发设备折旧抵扣等措施进行补助。
四是重点推进基础研究。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基础研究,明确“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这与我们此前的预期一致,过去我国在整体研发与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不足,这导致我国在科技产业链的上游面临研发、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强研发可以提升我国科技产业的独立性,预计重点推进基础研究强度将成为未来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仅为6.03%,预计2020年达到6.2%,过去10年增长幅度约1.6%。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基础研究强度长期落后于国际发达国家,美欧韩日等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均是我国的2-4倍,研发强度、基础研究强度双双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亟待改变。
五是产业发展方向,我们认为仍将围绕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四大国家战略方面开展:一是世界前沿方面,将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二是人民生命健康方面,将对应生物医药等大健康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三是经济主战场方面,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屡屡在关键领域对我国企业进行“卡脖子”制衡,这也对应了在中美长期博弈大背景下我国需要提升科技制造产业链的完整性,其中的核心产业便是第三代半导体。四是国家重大需求方面,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背景下,我国需要通过技术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我国也需结合自身的生产要素,发展出世界领先的产业,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一领域,我们认为对应了5G、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产业,从长期来看可以提升企业的生产附加值,也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在网络、大数据等领域的资源和基础设施优势。
> 产业自主可控是重要预期差
会议提出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相较之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表述,着重强调了“自主可控”。结合十四五规划建议稿中出现“新型举国体制”、“揭榜挂帅”等表述,可以看出我国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决心。
我们认为,产业自主可控是重要预期差。会议强调,补齐短板、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一批“卡脖子”问题指的是什么?结合会议通稿中的“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我们认为,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方面都将是发展重点,未来有望针对以上方面实施较强的产业政策倾斜。我国是下游集成大国,但上游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却十分依赖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因此夯实上游产业基础是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制造向上突破的必经之路。
> 不依靠债务扩大内需
会议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们认为,通过债务刺激内需的方式已不可持续,“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要求也意味着我们不能依靠加杠杆的方式扩大内需。首先,我们认为,消费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不断优化,除了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之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将是未来政府工作的重点。第二,政府支出更加偏向民生领域,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将有所增加,传统基建也将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第三,会议再次提及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我们认为主要指的是5G、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中心等科技型基础设施,为新一代科技革命打好战略基础。第四,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也是重要方向,有助于经济结构更加健康合理发展。第五,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坚持房住不炒,将城市的建设重点由房地产主导的增量建设逐步转向以提升城市品质为主的存量提质改造。
> 改革开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对应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我们认为将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进一步营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流入。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当前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全球第31位,比2019年提升15位,我国也已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营商环境的改善配合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持续缩减有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提升我国经济活力,促进良性竞争,改善近年来外资实际流入增速收窄的趋势。
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逃废债行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近期部分逃废债事件的曝出不利于树立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形象,预计未来将把规范该领域作为优化资本市场环境、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抓手。强化上市公司治理底线要求,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明确控股股东、董监高的职责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可能成为未来重要的监管方向。
三是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当前,我国“三支柱”的养老金模式发展并不平衡。国家养老金作为第一支柱占绝对主导地位,企业年金和养老保险作为第二、第三支柱发展严重滞后,企业年金受制于我国就业人口相对集中于中小型企业的国情,很难大规模发展。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发展养老保险缓解第一支柱的压力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一方面发展养老保险可以满足高收入退休人群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发展养老保险,尤其是推动其入市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让全民分享上市企业成长红利。再者,注册制推行后,IPO企业数量提升,养老金广泛入市可以缓解IPO供给压力,有助于资本市场长期发展。
四是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我国已于11月正式签署加入RCEP,鉴于RCEP成员国中没有美国,拜登上任后美国大概率将重返CPTPP,届时CPTPP与RCEP将成为规模位居全球前二的自由贸易区,加入CPTPP将有效缓解潜在的逆全球化风险,避免中美两头分立的局面,我国在疫情期间展现出的强大供给能力将成为CPTPP谈判的重要筹码。该协定在国有企业享受优惠待遇、信息共享、融资补贴优惠等诸多领域有较为严格的要求,积极加入CPTPP也可有效助推我国自身的改革开放进程。
> 粮食安全重在解决种子和耕地
种源技术提高自主可控能力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12月17日,农业农村全国种业创新工作推进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要把种业作为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强化种业科技支撑。目前,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良种对粮食增产、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5%、40%,为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关键支撑。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种源具有较高的自主率,我国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有保障,长期来看,还应加强相关生物科技领域的基础研发创新,进一步提升种源的自主可控能力,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为国家粮食安全消除潜在的隐患。
牢守耕地红线,提升粮食生产效率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基础上,我国粮食生产效率稳中有进,保障粮食总量稳步提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2019年增加704千公顷(1056万亩),增长0.6%;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5734公斤/公顷(382公斤/亩),比2019年增加13.9公斤/公顷(0.9公斤/亩),增长0.2%。全国粮食总产量比2019年增长0.9%。我们认为,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提高现有耕地的利用率、增加适当的粮食播种面积;二是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升单位面积产量;三是与生态治理相结合,提升耕地的土壤、水源质量,为提升农业质量夯实基础,例如会议指出的“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2021年重点任务六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是当前国际上的总体趋势,尤其对于互联网平台,今年以来,我国先后发布《<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和《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前者修订领域和后者核心内容均指向互联网平台经济,我们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是这一基调的延续,重在保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减少不正当竞争。
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过于集中,导致资本及其他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利于我国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容易导致贫富差距、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源获取难度本身就较大,平台垄断经营将进一步加大其运营成本,对反垄断领域进行适当约束有利于我国企业群体和产业结构的均衡、良性发展。此外,强化反垄断也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维护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可引导和激励平台经营者将更多资源用于技术革新、质量改进、服务提升和模式创新,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动力。
当然,也需对垄断行为及资本无序扩张进行科学的认定,如国家开始逐步重视平台对数据收集的管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等等方面。另外,会议强调“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这意味着国家鼓励金融科技的同时,仍在关注其可能引发的诸多风险因素,金融科技也要尊重监管规则。
> 大城市住房问题是民生问题
大城市住房问题是核心民生问题。会议强调“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我们认为这其中大城市住房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在房地产长效机制下,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核心政策基调,做到有疏有堵,一方面要打击投机性需求;另一方面要房地产市场要推进扩大供给,通过丰富对刚需人群、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落实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同时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等政策措施,另外大城市可以通过人才引进等政策优化劳动力结构,并促进“大国大城”的要素积聚、产业升级和创新培育。
> 环保重点关注碳排放
环保重点关注碳排放。我国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认为环保工作的后续目标主要落实在碳排方面,主要通过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实现,一方面是积极推动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的制定,落实十四五规划有关节能减排目标及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另一方促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